提起诺贝尔奖，绕不开杨振宁先生。这位103岁离世的物理学泰斗，不仅在学术上站到了顶峰，更改变了中国人在科技领域的心态。

  1957年，杨振宁和李政道凭借“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”的发现，拿下诺贝尔物理学奖。这是华人首次获得诺奖，在此之前，这个领域长期被西方垄断。

  长久以来的奖项空白，让中国人在科技领域难免有点“底气不足”。而杨振宁的突破，直接击碎了这种“不如人”的心理枷锁。

  他后来直言，一生最大的成就是让中国人在科学领域有了自信心。这话一点不夸张，当时全球科学界对东方智慧的偏见，正因他被打破。

  但很多人不知道，他真正的学术巅峰是杨-米尔斯规范场论。这个理论被称作“20世纪物理学的基石”，直接催生了粒子物理标准模型。

  至今为止，已有6个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，都和这个理论直接相关。2021年，诺贝尔奖委员会还专门向他索要理论资料，足见其影响力跨越时空。

  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前夕，杨振宁的回国之旅更具标志性意义。1971年7月15日，他在巴黎拿到赴华签证，7月19日就登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。

  这是他1945年赴美后，26年来首次回到祖国。8月4日，周恩来总理会见并宴请了他，两人足足谈了五个小时。

  当时接待人员让他列想见的人，他把邓稼先放在了第一位。邓稼先既是他的中学同学，也是“两弹一星”元勋，那时正因工作性质面临不公待遇。

  杨振宁此举其实是想保护挚友。两人见面后，核心就问了一个问题：咱们的是不是自己研发的？

  邓稼先请示周总理后，用书信给出答复。后来杨振宁在上海参加晚宴时收到信，看到“是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”这句话，情绪彻底失控。

  这份对国家科技自立的自豪，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刻在骨子里的。他的这次回国，也带动了更多海外华人学者回国探亲访问，打开了交流的大门。

  半个多世纪后，杨振宁当年种下的“自信种子”，在AI赛道结出了果实。现在的AI竞争，和当年的核能攻关简直是翻版——一开始全世界都不看好我们。

  但如今全球AI核心研发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中，华人占比约50%，半壁江山都是我们的人。这个数据背后，是华人智慧的集体爆发。

  过去二十年，我们在科技领域默默蓄力时，美国把更多精力放在了金融和娱乐上。在那边，钻研科技的人甚至会被视作“书呆子”，没人想到风向变得这么快。

  现在全球AI领域的领军者里，华人面孔随处可见。英伟达CEO黄仁勋、AMD的苏姿丰，都是华人，芯片制造的核心代工企业也多由华人主导。

  黄仁勋近期的表态很实在，他说美国在AI竞赛中“领先中国并不多”，双方其实各有优势。

  美国的长处在于算法大模型，毕竟早起步了几年。但中国的优势也很明显，集中在开源模型、能源布局和基础设施这三块。

  能源上，我们在风能、核能、可控核聚变等领域布局很早，这些都是AI发展最需要的“动力源”。开源模型方面，中国的模型在国际平台上很受欢迎，关键是训练成本还不到美国同类模型的10%。

  美国本来想通过控制基础设施，让中国依赖他们的软硬件。比如英伟达的CUDA操作系统，一度被视作“卡脖子”的关键。

  但面对性能还卖得贵的芯片，中国市场没惯着，直接走了自主突破的路。现在国产芯片如昇腾、寒武纪正在迎头赶上，而且路子选得很聪明。

  这些专用GPU不追求极致算力，反而更适合制造业、服装业等领域的AI应用。精准满足实际需求，反而让我们在AI竞争中多了份别人拿不走的底气。

  近年的诺贝尔化学奖，也透露出科技突破的新方向——不再是一条路走到黑，基础研究的“无用之用”正在显威。

  2023年，DeepMind创始人哈萨比斯没拿到诺奖，但他团队的AlphaFold已经火遍了科学界。这项AI技术，直接改变了新药研发的玩法。

  过去一款新药要花十年时间、十亿美金，而且成功率只有10%。很多罕见病因为患者少，根本没人愿意投入研发，患者也被称作“医学孤儿”。

  但AlphaFold把时间缩短到一到两年，成本降到原来的10%，成功率提升到16%。这一下，那些小众罕见病患者终于有了被治愈的希望。

  到了2025年，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金属有机骨架（MOFs）技术，日本科学家北川进是获奖者之一。这种材料看着冷门，实际用处大得惊人。

  它像分子级的“储物架”，金属离子是“钢筋”，有机分子是“墙壁”，内部布满规整的孔洞，一克材料的表面积相当于两个足球场。

  在沙漠夜晚，它能捕捉空气中的水分，捕获量能达到自身重量的3倍。白天经阳光照射，这些水分就转化为饮用水，还能过滤细菌和有毒物质。

  对缺水地区来说，这就是廉价又洁净的解决方案。在湿度低于10%的极端环境里，它照样能稳定工作，简直是为干旱地区量身定做的技术。

  而北川进的研究理念“无用之用”，其实源自中国的庄子。这正好印证了杨振宁一直强调的：别忽视看似没即时价值的基础研究。

  同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，聚焦的是可持续创新，强调科技发展不能只看眼前，要兼顾长远利益。这个观点，正好能和中美创新模式做个对比。

  美国靠乔布斯、马斯克、奥特曼等创新者带动产业突破，那种鼓励试错的氛围确实值得学。而中国正在从勤奋筑基转向自信创新，不再只拼“性价比”。

  回到杨振宁晚年的思考，有人问他是否相信“造物主”，他说可能存在比人类更高的存在，但绝非具体形象。

  这种通透，源于他站在科学顶峰对宇宙的认知：人类诞生的概率低到近乎奇迹，眼球结构的精巧也难以用自然进化完全解释。

  这不是迷信，而是对未知的敬畏，就像马斯克提出的“缸中大脑”理论，不管世界是否真实，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有意义。

  杨振宁用一生证明，科学探索和家国情怀从来不是对立的。1957年拿诺奖时，他用中文致辞，让全球华人看到了东方智慧的力量。

  1971年冒险回国，他用实际行动搭建起交流的桥梁。晚年他建议把资金投入芯片而非大型对撞机，展现的是对科技发展的务实判断。

  现在的AI赛道上，50%的华人研究者正在延续这种精神。诺奖舞台上，MOFs技术的突破也在印证他重视基础研究的理念。

  从1957年的宇称不守恒，到今天的AI大模型和MOFs材料，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升，都离不开两种力量：

  一种是像杨振宁、邓稼先那样，扎根基础、心怀家国的坚守；另一种是像黄仁勋、北川进那样，跨界融合、敢闯敢试的突破。

  这两种力量交织在一起，就是科学发展的底层逻辑。杨振宁先生虽然走了，但他留下的精神遗产，还在推着我们不断向前。

  毕竟科学探索的终极意义，从来不是拿多少奖项，而是用知识改变命运，用创新照亮未来。这或许就是杨振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